“最初的疑问，是从尸体上冒出来的。”我坐在专案组的会议桌旁，说，“尸体上的伤分布得很散，说明凶手控制力不强。那咱们就得考虑，凶手会不会是老人、未成年人或者女人。从性侵害的动机来看，女人作案的可能可以排除。那凶手到底是老人还是未成年人呢？大半夜的，死者会让一个老年男人进家门吗？”
“也不是没可能。”强局长说，“前期调查发现，死者其实是个暗娼。”
“暗娼？”我有点意外——窗帘上那张清纯的照片，实在难和这个刺耳的词联系起来。
“杨燕生前在一家‘模特儿公司’上班，说白了就是卖淫。”强局长说，“她是农村人，从小没了父亲，母亲独自把她养大。两年前，母亲得了风湿性心脏病，眼看没救了，为了赚钱治病，她被人骗进了卖淫团伙。因为长得漂亮，很快成了‘头牌’。不过这姑娘性格内向、好强，只接固定嫖客，生人不接待，收费也高。”
“这些客人里有老头儿吗？”我问。
强局长翻了翻笔记本：“目前查到的人里没有，但不排除漏了。”
“要是调查刚好漏掉嫌疑人，也太巧了。”我说，“既然侦查员掌握了全部固定嫖客名单，咱们就该相信。”侦查员点头认同。
我接着说：“后来复勘现场，我的疑问更清楚了。凶手打扫现场时，不光清掉了自己的痕迹，连喷溅的血迹都擦得干干净净。这不像有反侦查经验的人干的，倒像是不懂事的未成年人照着犯罪行为学的。”
“这也算猜测吧？”强局长说。
我笑了笑，示意他别急：“当时我还想着，初次勘查没弄明白的事——被子上的血迹。被子在床上，可杀人的第一现场应该在电视柜旁边，被子上咋会有浸了血的印子呢？”
“移尸了？”
“不是。”我说，“床单没皱，床上不是第一现场。既然不是尸体从床上移下来，那就该是被子从尸体上移回了床上。”
“你是说，打斗时死者披着被子？或者被子掉地上了？”强局长问。
我摇头：“死者身上有很多擦蹭的伤，披着被子不会这样。而且被子上没有喷溅的血迹，说明一开始被子没在地上。我猜啊，凶手割断死者颈动静脉后，用被子盖住了尸体。”
“盖尸体？”强局长皱眉，“那他为啥又把被子拿回床上？”
“这就是关键了。”我说，“凶手杀完人，用被子盖尸体，离开前又把被子放回床上。对了，大家注意到现场的床单没？”说完，我在幻灯机上点开一张床单的照片。
“挺干净的。”强局长说。
我点头：“被子上有血，却没沾到床单上，为啥？”
“对啊！我咋没想到？”吴响插了句。
“只有一种可能——被子放回床上时，血迹已经干了。”
“干了？这么多血，咋也得一个多小时吧？”吴响说。
我点头：“差不多。现在问题来了，这一个多小时里，凶手在干啥？”
“打扫现场？”
我又摇头：“现场是用水冲了地板再拖的，但被子上没污水印，也没被水冲淡的血迹，说明打扫时被子已经回到床上了。”
“那凶手到底在干啥？”强局长问。
“一开始我也想不通，后来到现场看到电视、电脑，突然想起现场的电脑和电视是同时开着的。结合这个疑点，我猜凶手很可能在上网——搜怎么毁尸灭迹！”
“强奸、杀人、盖尸体、上网找办法、掀开被子、打扫现场……”强局长说，“你还原的这个过程，我信。可为啥打扫时要把被子拿开呢？”
“简单啊，被子铺地上会挡住血迹，碍事儿了。”
“那你还原的这个过程，能说明啥？”吴响问。
“关键是上网找灭迹办法，还照搬照抄，连擦血迹这种没啥用的动作都做了。这说明凶手杀人后慌了，不知道咋办，既没反侦查能力，心智也不成熟——大概率是个未成年人！”
“未成年人？”吴响纳闷，“可未成年人咋会强奸？又咋能让死者开门呢？”
“这么看，咱们抓错人了？”强局长突然说。
“你们已经抓人了？”我问。
强局长点头：“DNA实验室检出死者茵道里的睛斑后，上网一比对，和一个有过前科的人对上了，巧的是，这人就是报案人包林傲。我们觉得他是贼喊抓贼，可带到局里，他一直喊冤。他承认23号晚上十一点，按约定去杨燕家发生了关系，给了两千块后，十二点就走了。”
“按死亡时间，那会儿杨燕确实还活着。”吴响说，“现在看，死亡时间应该是深夜一点到两点之间。”
“重点是包林傲有前科。”我说，“一来他这年纪了，二来有过经验，不会在现场搞出这么幼稚的操作，他应该是被冤枉的。”
“那下一步咋查？”强局长问。
我摸了摸下巴：“未成年人咋会想到强奸呢？这让我想起一星期前咱们办的‘清道夫专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