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若是经历的苦难太多，面对苦难时，他总是格外的平静；一个人若是拥有很强的自愈能力，只能说明他受过的伤痛太多，太多……
母亲和我说了一件，在她看来完全是一件小事，听来，我心中却异常心酸的旧事。
母亲云淡风轻的态度，并不是她的冷漠与自私，也不是我的善感作祟，因为我相信她所历经的磨难比我多得多。
母亲说，人的身体要是长了虫子，是红色的。
我很纳闷。
母亲娓娓道来一段关于“红”的故事——
日出劳作，日落歇息，一切传统又自然。
男人们除了田间地头的农活，还要在生产队的安排下清淤开荒，打柴放牛，婆娘们洗洗浆浆，缝缝补补，得空还要哄哄孩子，喂喂鸡。晚上，手巧的女子还会借着煤油灯的亮光纳个鞋底，绣个鞋面。成日里柴米油盐的细碎，照老顾小的辛劳，填满了农家生活的全部日常。
父母平淡如水的十年时光，虽然没经历大风大浪，却可以磨穿两个人筑造的婚姻围墙。
那时候，小闺女红刚满九岁。她用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惊恐地打量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她不明白父母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父亲移情别恋，相中了邻村的寡妇。他仅用几顿拳打脚踢和一个裹了几件旧衣裳的补丁布包，便狠心打发了共同生活十年的结发妻子。无奈，被抛弃的女人去往外乡，另嫁他人，斩断与此地一切联系和感情。
没几天，家里披红挂彩，热热闹闹地接来一个挺胸脯撅屁股，顺带还鼓着大肚子的新婆娘。
红跟着父亲、继母一起过活，日子还算平静。
红和我的母亲同村，也是玩伴。六十年代，她们并没有机会读书，而是经常一起做活，分担家务。
某个春天里的一天，红和我的母亲，还有另外几个半上半下的女孩在半山坡打猪草的时候，红突然倒地不起，四肢瘫软。几个孩子慌慌张张地轮流把红背回家。
红的父亲和叔叔、伯伯立即把红送到滁县（后称滁州）治疗，但没有疗效。他们辗转又去了南京求医，医生们会诊结果：此病终身不可治愈！
当努力化作徒劳一场，有的人选择另辟蹊径，继续努力；有的人会停滞不前，甚至会彻底放弃。
终于，医生的诊断，成了家人坚定放弃红的理由。放弃，有时不需要理由。万一放弃的时候，刚好有个牵强的理由，也是不错！如果一个理由非常符合放弃的时候使用，这大概就是最合规合理的人之常情！
红彻底瘫痪了，病痛的身体，搁浅的人生。她恐惧，无助而迷茫，像一只被俘获的精灵，悄悄等待死神来吸干她的鲜活、灵气。只有嘴巴还能微微言语的红，她的生命在生存与毁灭的路口，家人已经默默地替她做好了一个残忍的选择！
春天走了，还会再来。于红而言，她的春天永不再来，如同有人捎口信给红的母亲，说红病得奄奄一息，希望母女再见一面，母亲避而不来，让红在慢慢等待中绝望是同样的残忍和心碎。
夏天的到来，是红生命的延续，也是痛苦的加剧：红生了褥疮。
红的身边失去了亲人的陪伴，她独自躺在一间摇摇欲坠的窝棚里。隔壁大屋不时传来父亲和继母的声音，还有几个月大男娃子的声音：有时哈哈大笑，有时哇哇大哭。
红多想自己可以好起来，可以跑，可以跳，可以背着弟弟一起去山坡上打猪草……可是，那些想法如天上的太阳一样高，一样远，她根本够不着。
不久，红的身体爬满了蛆虫，臭不可闻。母亲和几个玩伴去看过红，母亲说那虫子的颜色是红色的，与来年春天里，红的坟头上开出的花朵是一个颜色，红红的，香香的，随风摇曳，翩然起舞。
红在人间的最后一餐饭是她的婶婶端给她的，婶婶说她吃得很饱，很饱……
一眼浅坑，一片芦席，几抔黄土，几声唏嘘，这是红在人世间收到的最后的礼物。
我始终觉得红并不曾真正离去，每次春风拂过，每场春雨落下，山坡之上，我总能感受到红来过并留下了痕迹。
那些眼中的花儿，那些心中的人儿，她们只是离去，不是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