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到克罗地亚的前半年，江栩有些水土不服。
新项目的经理是个比刘宇还要难缠的老头子，时常背着她这个总工擅自做决定，两人为此不知道吵了多少架。
吵架归吵架，矛盾归矛盾，项目还得正常推进，不是你妥协，就是我妥协，总归心里都是憋着气的。
新项目的助理是个有几年工作经验的小伙子，但仍旧是一副愣头青的模样，交代一个任务要反复解释三遍，最后上交的结果还未必能如意。
江栩时常批评他，对方耷拉着脑袋，不敢反驳，只能颤颤巍巍地说“师父我错了”。
新项目的项目部建设也远不如在沙国的时候，宿舍又破又小，没有空调。更重要的是，没有中国厨师。
她每天都在饿死和难吃死之间进行痛苦的抉择，整个人都消瘦了下去。
她时常也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在沙国这几年过得太舒服，变得矫情了。
以前更偏僻的地方也不是没干过，最难的时候生水配干巴面包，也照样能把活干得漂漂亮亮的。
每每这时候，江栩就会开始反思，和新徒弟道歉，给白人厨师一点笑脸，给身边的人多一点耐心。
但当下一个暴躁的周期来临时，她又会不受控制地感到烦躁和焦虑。
如此循环往复了大半年，江栩被折磨得痛不欲生，她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提前进入更年期了。
全新的环境，周边全是不甚熟悉的同事，江栩唯一的发泄途径，是一个人去划皮划艇。
最开始是在本地同事的带领之下体验了几次这个运动，后来，她慢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