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研究所的所有同志们知悉：我们必须让所有人——不论是我国的科研工作者还是我国的普通群众——都理解如下内容——
希羽组研究所既不是要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搞帝国主义，也不是要摧毁中国科学界，尤其是中国数学界现有的秩序。
我们想做的，只不过是在目前这样一个用学徒制构成的封建化的科研秩序里，做出向着自由资本主义甚至帝国主义前进的尝试。
对于历史上有多篇全面公开或有限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提出的所谓“中国必须先经历资本主义然后才能进入社会主义”之类的“补课论”，我们对此嗤之以鼻——我们甚至可以花很长时间去写一篇理论文章，实现对其的系统性地反驳。
但这不是现在的我们最应当做的事。
简单来说，我们试图在中国科学界甚至世界科学界掀起一场“双元革命”，并已有一份蓝图。
如果对此做拓展，那就是：我们认为，人类可以在一个进入冷战时代的世界里，跳过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人类绝不可能在没有开始双元革命的1788年以前，讨论去建设一个原生的、20世纪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业时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不具备。
然而，由于这份蓝图过于先进、价值过高，并且是研究所内的甲级机密，请恕我们不能公布更多的信息，但这不耽误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讨论的事。
如果我们无法完成上述的工作，我们或许会在理性层面取得成功，但在感性上将无法面对心态失衡的大多数人。
我们当然在努力完成这个工作——以基金的形式对外单位的科研项目提供科研经费放贷是一次重大的尝试，并且从国外经验来看，我们确信这会有效。
但在科研领域这个高度专业化、高度自治的领域内，“一国建成”的孤立主义路线是不可能的——苏联在这方面的教训已经显而易见。
实际上，中科院内部已经有类似的基金，并且已经多次为至少数百个科研项目提供了科研经费，但我们选择多走一步：通过贷款形式提供经费以强化审核。
于是，我们决定：把这部分存在不少争议的内容一起写进这份本应只有数据和成果展示的年终总结。
——《希羽组研究所年终总结（1983）》第二部分：关于外汇贷款基金（节选）】
之后的几天里，如果不是沈涵曦，两人都快忘记在短暂的圣诞假期还有不少事要做。
对此，所有“自己人”都非常乐见其成——包括知道了这一切的夏雯莉。
冯琪诺代表研究所与乔公进行的商谈大都得到了积极的回应，甚至是一些明确的指点——乔公觉得夏希羽和希羽组研究所的合法利润甚至还少了些。
而冯琪诺则以“安全方面的超额收益才是我们现阶段最需要的收益”为回应。
薛若琳确信两边宾主尽欢。
之后的一切都如计划好的一样如常进行着，没有什么意外。
由于《科技日报》在本时空内，创刊于1983年3月1日而非夏希羽熟悉的1986年1月1日，因此当时间来到1983年12月30日的12时50分时，载有冯琪诺、周昕、刘晓茉、薛若琳、杨振宁、王选六人的火车带着“中国科学院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推迟十天”的消息正常出发后，他们才得以不约而同地读到这天的《科技日报》。
在12月30日这天，《科技日报》的头版上除了几条稍重要的新闻之外，还全文发表了一篇重磅文章：《希羽组研究所年终总结（1983年）》。
这篇在报纸上写有“本文的内部密级为‘登报发表前乙级机密’”的年终总结中，第一部分与其他年终总结之间的差异算是寥寥无几——包括了大量的数据和简要的成果展示。
不过，在经历过众多由希羽组发起的重大议程的震撼之后，最受大多数读者关注的则是这份年终总结额外增加的后半篇内容——“第二部分：关于外汇贷款基金”、“第三部分：关于自1982年下半年至今的一系列冲突”。
这天上午的早餐结束之后，孟武拿到了印有这篇文章的报纸。
他很快就看完了前两部分，转而看向了最期待的最后一部分：
“……在我们希羽组研究所和相关各方的帮助与配合下，今时今日，我们终于可以向全世界宣告：自第一批留美幼童飘扬渡海至今的一百一十一年的时间里，这片大地上发生的、一切与科学技术和高等教育相关的闹剧已经画完了一个惊叹号。”
“这百余年的历史已经过去，或许其中曾经包含着苦难和辉煌，但进入到希羽组研究所建立至今的这段时间之后，这段历史的包袱对于所有背负它的人来说，实在是过于沉重。”
“这包袱里装着旧时代的、大多都已落后的派系传承、被浪费了四分之一起步的科研经费，还有各种名为‘学术爵位’的香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