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名字在白板上挂了七天。江波每天站在白板前，看着那些名字，像看一座沉默的碑林。阿珍，小梅，陈芳，王丽，赵秀英，刘小琴，孙小梅，张建国，李梅，高德明。三十多个名字，三十多条命，三十多个等了半辈子的人。白板是白色的，字是黑色的，那些名字在白板上像一排排墓碑，立在他面前。他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站在白板前，下班最后一件事也是站在白板前。他不说话，就那么站着，看着。
七天里，刘桐打了几百个电话，从一个号码拨到另一个号码，从一个城市问到另一个城市。他的嗓子哑了，嘴唇乾裂，眼睛里全是血丝，眼眶凹陷下去，颧骨凸出来，整个人瘦了一圈。桌上堆满了泡面盒子和空咖啡杯，吃剩的三明治发霉了，他也没扔，就那么堆着。但他没有停。每查到一个家属，他就在名字旁边画一个勾。那些勾越来越多，密密麻麻的，像春天田埂上的野草，他的声音越来越低，低得有时候江波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只听见嗡嗡的声响，像一只困在玻璃瓶里的苍蝇，拼命地撞着瓶壁。
有些名字查到了家属，有些没有。查到家属的，有的已经死了，有的还活着。活着的，有的在等，有的已经不在了。那些等的人，等了一辈子，等来一个电话，等来几行字，等来一句「溺水」或「失踪」，然后说，不等了。不是不想等了，是等不起了。八十六了，八十了，眼睛瞎了，腿断了，躺在床上起不来了，还在等。现在不用等了。那个人不会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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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晚上，刘桐打完最后一个电话，放下话筒。他的手指在电话上停着，没有拿开，手指微微颤抖。他低着头，看着桌上的地图，那张地图已经被他翻得起了毛边，摺痕处都磨白了。他的肩膀微微抖动，像在压抑什么。
「波SIR，都查完了。」
江波转过身。白板上那些名字，有的写着「已查」，有的画着圈。已查的，是查到了家属的。画圈的，是查不到的。查不到的，像赵秀英，像高德明，像那些没有名字的人。他们消失了，没有人找过他们，没有人等过他们。他们像一滴水，落进江里，没了。没有涟漪，没有声音，什么都没有。先生记下了他们的名字，但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在笔记本里只有一行字，一个日期，一个地点，一句「对不起」。然后就没了。
「波SIR，还有一个人。」刘桐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怕惊动什么。
江波等着。他看见刘桐的喉结滚动了一下，像在咽什么东西。
「先生。周远山。他还在。在岳阳。」
江波的手握紧了。指甲掐进肉里，但他感觉不到疼。「还在？」
刘桐点头。他调出一张地图，指着湖南北部的一个小县城。地图上那个点很小，但刘桐的手指按在上面，按得很重。「君山岛。洞庭湖上。他在那里住了很多年。2010年离开黄冈后，就去了那里。村里人说他每天都在湖边坐着，看湖水。问他看什么，他说，等人。」
江波看着那个地名。君山岛。洞庭湖。又是江边。先生离不开江。他从江城的江边，搬到黄冈的江边，又从黄冈的江边，搬到岳阳的江边。他一直在江边。他在等什么？等他？还是在等死？还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只是习惯了，坐在江边，看着水，看着那些流走的东西，再也回不来的东西？
「他住在岛上？」
刘桐摇头。他把地图放大，指着湖边的一个小村子。「不是岛上。是湖边。一个小村子，叫莲花塘。他在那里租了一间屋，住了十几年。村里人都认识他，叫他周老师。他话不多，不跟人来往，就一个人住着。每天去湖边坐着，一坐就是一整天。下雨天也去，打着伞去。冬天也去，裹着棉袄去。村里人说他怪，但也不打扰他。」
江波站了很久。窗外天已经黑了，路灯亮起来，昏黄的光照在湿漉漉的街道上，反射出冷冷的光。远处长江大桥上的车灯连成一条线，像一条发光的河。那些名字，像这条河一样，流走了，但还在他心里。他想起先生笔记本里的那些字：「小江，如果你看到这些，替我跟一舟说一声，老师对不起他。」他等了他很多年，等到了他留下的那些笔记本，等到了他说的那些对不起。然后他走了。他没有走，他还在。他在岳阳，在洞庭湖边，在等。等什么？等他去找他？等一个了结？还是等一个原谅？
「刘桐，准备车。去岳阳。」
天还没亮，江波就出发了。他走的时候，秀英还没醒。他在她门口站了一会儿，听见里面均匀的呼吸声，轻轻的，像风拂过湖面。他没有敲门，转身下了楼。楼道里的灯还坏着，他摸黑下了五楼。汤圆跟在后面，脚步很轻。
车驶出江城，驶上高速。天灰蒙蒙的，云层压得很低，压得远处的山都模糊了，像一幅褪色的水墨画。路两边的田野一片枯黄，收割后的稻茬还留在地里，像一排排沉默的士兵，又像一个个没有名字的墓碑。江波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冷风灌进来，带着泥土和枯草的腥气。他没有关窗，让风吹在脸上，吹得眼睛发涩。